大学还在，读书人却没有了
文/牛皮明明
1
高晓松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办演讲，他很认真，讲他看到的世界，理解的生活。
讲生命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
每个人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
他讲得很用心，也很博学。
座位上的年轻校友很呆鸡。
讲座结束了，一个女孩提问：“高老师，你觉得我是应该去国企还是外企？”
高晓松脾气很好，但那一刻他很尴尬，也很无语。
“我准备了很久的演讲，不是为了给你解答这个问题的！”
“你可以去问成功的商人，他们比我更擅长。”
从此以后，他决定再也不去大学讲课。
也不愿意去大学当客座教授。
他说：“现在的教育，只教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老师没有风骨，学生不再求知！”
1917年1月9日，北京雪花飘飘。
蔡元培正式就职北大校长，在就职演说上：
“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，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，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。”
“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！”
1917年，梁漱溟23岁。
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论文，听说蔡先生在北大当了校长。
就把自己出的书寄给蔡先生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到北大当学生。
蔡元培约他到校长室，坚定地告诉他：
“你的水平可以来北大当老师！”
梁漱溟不自信，“我不行，我只有初中学历。”
“你不是喜好哲学吗？我自己喜好哲学，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，我此番执掌北大，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，都引来一起研究，彼此切磋。你怎可不来呢？
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，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。”
23岁的梁漱溟就这样来到北大教书，正式注册他课程的学生只有90人，几节课下来，旁听生200多人，教室坐不下，只好改到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。
仗义疏财，惜才如命。
为了保护学生，老师可以以命相博。
林语堂是清华大学老师，1919年到美国留学。
当时生活完全靠美国的“半个奖学金”。
日子过的很难，胡适就说：“你回国以后到北大来教书，北大每月补贴你四十块美金。”
林语堂夫人廖凡女士病了，动手术需要花500美金。
胡适就寄去500美金。
之后，林语堂去了莱比锡大学深造。
生活更是无比艰难。
胡适又寄去了1000美金。
至始至终，胡适都说是北大为了让林语堂回国，北大给的培养费。
等林语堂回国，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，万分感谢。
蒋梦麟很意外，说压根没有这回事。
林语堂这才知道，原来是胡先生为照顾自己面子，一直是以个人的名义帮助他。
胡适资助过的学生有吴晗、罗尔纲、李敖、沈从文等等，那时候读书人为了一个义字，仗义疏财，宁愿自己清苦，也要让有才学的年轻人去读书，不论贵贱，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。
1917年，北大招生，胡适看了一篇作文，给了满分，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。
他找校长蔡元培，蔡元培当场同意。
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，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，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。
由于蔡、胡两人的执意，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。
这个学生叫罗家伦，11年后，他成为清华大学校长。
所以五四时期，有一句话叫：“谁当清华大学校长，谁数学考零分！”
罗家伦当了校长，也开始破格招学生。
他招的学生，大学问家钱钟书数学15分，大历史学家吴晗数学零分。
2
遇见对手，君子作风，坦坦荡荡。
思想兼容并包，学术自由。
容纳异己，尊重学术，以身示范。
鲁迅和胡适由于政见不合，大家都知道鲁迅刻薄。
在报纸上多次挖苦，讽刺胡适。
而胡适并不生气，见到鲁迅好的文章，依然推荐。
1936年，鲁迅去世，妻子许广平想出版《鲁迅全集》
胡适立马出面，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，为《鲁迅全集》不辞辛劳。
蔡元培出版了《石头记索隐》，提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政治小说，胡适觉得蔡元培是瞎胡搞，牵强附会，想找一本《四松堂集》，推翻蔡元培的观点。
结果到处找，也找不到。
某天，有人敲门送书，来者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蔡元培，他带着《四松堂集》就来了。
鲁迅和林语堂因为立场不同，常常在报刊争论。脾气一上来，就压不住。
鲁迅骂林语堂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！”
也骂梁实秋是“丧家的资本主义乏走狗”。
梁实秋气炸了，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《我不生气》。
林语堂回复更加直接：“8月底与鲁迅对骂，此人很有趣，已成神经病。”
鲁迅去世后，林语堂很难过。写了篇《鲁迅之死》悼念鲁迅。
“鲁迅是战士，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，我死时，棺中放一剑，勿放笔。是足以语鲁迅。”
曾经因为立场不同的朋友，甚至当面大骂，当一人离开，另一位斯人泪奔。
这就是我扞卫我的立场，捍卫你争论的权利。
虽然立场不同，但是在内心里，我依然尊敬你。
3
不求生命之荣华，不求生命之长远。
只为活出人格，活出骨气，活出血性。
林徽因，民国大才女，1937年，国家有难。
她和梁思成先生一路逃难，“如果国家沦陷，我就跳长江殉国。”
我温柔如水，但是我也坚强如刚。
她可以和徐志摩谈灵魂，也可以和金岳霖交流学术，和梁思成讲一生的话题。
当梁思成问林徽因“为什么是我”时，林徽因俏皮地回答：“我会用一生来回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我要灵魂上的自由，也要识民族大义，舍生取义。
有贫困交加，但不卑微。有悲怆，但没有鄙俗。
陈寅恪到了西南联大，每次教课恪守学术，对得起学问和良心。
“有一份史料，讲一分话。”
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也不讲！”
每回陈先生上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大哲学家冯友兰就从教员休息室出来，一边走一边听陈先生讲话，直至教室门口，才鞠个大躬，然后分开。
日本空袭，狂人刘文典起身就往防空洞跑。
跑了一半，突然想起陈先生视力不好，怕有危险。
就立即冒着危险返回找陈先生。
刘文典的狷狂，世人皆知。他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。
“陈寅恪值400大洋，我自己值40大洋，朱自清值4块，沈从文最低，连4毛都不值！”
对学问尊敬，对知识敬畏。
这就是陈寅恪说的：“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，且须以生死力争。”
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我拼了命，也要活成人样。
4
常常听人讲文化。文化是什么？是学历，还是阅历？
我觉得文化是修为，是读书后，知道自己的浅薄。
过去人没有多少文化，也没有多少人有出国留学的经历。有些大字甚至不识几个。可修为并不比大学里鄙俗不堪的教授差。
五一期间，我出去走了走，路过一处小弄，窄而狭长。
只能过一个人，巷子那头，有一个长者迎面走来。
我身旁挑货的货郎，放下担子。在巷子这头安静地等对方缓缓通过。
那一刻，我对他肃然起敬，敬畏的程度并不比对一个俗不可耐的大学教授少。
钱理群先生说：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他们高智商，世俗，老到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
大学应该培养人文素养高的人，道德品质好的人。不然读了再多的书，走了再多的路，就像在电视上鼓吹的“大师”，极尽表演，但依旧还是文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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